上海A商厦于2005年底建成，上海B公司负责总体招商工作，林某与B公司签订居间协议，若林某促成A商厦重大招商项目（涉及数亿元），将获得佣金800万元。之后，林某又与上海C公司签订合作协议，若C公司协助林某促成A商厦重大招商项目，林某将向C公司支付360万元佣金。
而后，在C公司的努力下，A商厦重大招商项目得以实现。B公司向林某支付400万元后，因判断失误投资失败，B公司很快资不抵债。因未收到B公司剩余的400万元，林某也拒绝向C公司支付任何款项。在C公司的多次催讨下，林某找到B公司的母公司D公司的董事长章某（也是法定代表人）希望其代为支付上述款项。章某不同意，但向林某出具一份金额为140万元的欠条，并在欠条上承诺任何合法持有该欠条的人均可领款。欠条上无D公司公章，只有章某的签字。林某遂将该欠条原件交给C公司，C公司凭此向D公司领取款项。但当C公司来到D公司时，D公司称该欠条是打给林某的，其他人无权凭该欠条领款。
另外，C公司了解到：林某已将400万元隐匿，其财产很难查到。
C公司的张总称，鉴于林某的财产很难查到，起诉林某很可能得到一纸空文，于事无补；B公司近似破产，也无法向其主张权利；唯有D公司可以考虑。
本案法律主体较多、法律关系错综复杂，而当事人又要求只能选择D公司主张权利（该要求有道理），可谓难上加难！但刘春雷律师的风格就是知难而上，危难之处显身手。
刘春雷律师沉思良久，分析道： 按C公司的要求有两种选择：
第一，以债权转让向D公司主张权利。D公司欠林某140万元（有欠条为证），林某又欠C公司360万元，现林某将欠条给C公司，并同意C公司直接向D公司讨债，可理解为将其对D公司的140万元债权转让给C公司。
如此操作，C公司需书面通知D公司。但有风险，即林某并没有书面同意该债权转让，万一D公司与林某联手，林某更变主意，债权转让将难以成立。
第二，以代位权向D公司主张权利。林某又欠C公司360万元，D公司欠林某140万元（有欠条为证），现林某怠于向D公司主张到期债权，对C公司已经造成损害， C公司可以代林某向D公司主张到期债权。
C公司听取了刘律师的建议，以代位权向D公司主张权利。
由于分析透彻措施得当，C公司起诉D公司后，很快就取得全局主动。在法官主持下，C公司与D公司达成调解协议。虽D公司在事后几次拖延，但最终还是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的内容。
需特别指出的是，本案涉及异地诉讼，D公司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型民营企业。
C公司对刘春雷律师赞赏有加，连称今后一定继续合作。
这是一起代位权诉讼案件。《合同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，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以下称《解释（一）》第十一条详细规定了代位权诉讼的条件。尽管《合同法》及《解释（一）》已颁布多年，但司法实践中代位权诉讼案件却十分少见。
本案的成功还告诉我们，此路不通可另辟蹊径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